离开家庭投奔大陆

1935年6月，成思危出生在北京（原北平）协和医院。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践踏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大举向华北地区进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成思危的父亲、爱国知识分子成舍我心急如焚。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够不忘国耻，居安思危，肩负起中华男儿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

成思危出生在文人家庭。曾祖父成策达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属下做一名小文官，祖父成璧先后任安徽舒城典史和桐城县练潭巡检。父亲成舍我早年投身报业，从当报社见习记者开始，后来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职业报人。1932年，成舍我与留学法国归国的萧宗让女士结婚。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爱好古诗文，在成思危四岁的时候就教他读唐诗，六岁时让他背诵《资治通鉴》的章节，还常给他讲解其中的故事。抗战时期的成舍我心情郁闷，喜欢给孩子们读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倔强而又自信的成舍我相信，尽管前面的道路曲折艰难，但中国总有一天会高挂云帆，乘风破浪横渡沧海，到达光明的彼岸。他希望孩子们能够早日理解诗中意境和他的良苦用心。1947年成思危12岁生日那天，成舍我为他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

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成舍我辗转到香港办起了宣传抗日的《立报》，沈雁水（茅盾）和卜少夫等人都曾在其中做事。成舍我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有过师生之谊，也与曾在他报社共过事的张友渔、萨空了等中共党员有较深的私交。1938年，成舍我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首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上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

1949年初，北平守将傅作义在中共提出的《十三条》上签字，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成舍我此时人在南京，但他的《世界日报》已被人民政府没收，改名《北平日报》后不久又改为《光明报》。成舍我对北平和平解放后将《世界日报》当作官僚资本被没收耿耿于怀，于1949年4月携家眷到香港，1952年底定居台湾。

移居香港后，成思危在一所进步学校---香港香岛中学读书。读高中的成思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于1950年在香港秘密加入了地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新中国成立不久，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一波一波传到香港，使成思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1951年7月，16岁的成思危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为协助不懂广东话的南下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只身从香港回到内地，参加火热的新中国建设。当时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的二姐成幼殊接应了弟弟。

成幼殊抗战时期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1945年曾为新四军第七师做交通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成幼殊先在上海《新民晚报》做外勤见习记者,后到香港《华商报》和广州《南方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53年成幼殊由广州调北京外交部，先后在新德里、纽约和哥本哈根等地驻外使馆工作。在家庭成员中，对成思危思想影响较大的除了父母，就是他的二姐成幼殊。

对回内地的事，成思危没有向父亲透露一点消息，只是委婉地跟性情温柔善良、深深疼爱自己的母亲萧宗让表示，自己高中快毕业了，很想回内地继续求学。母亲理解爱子的内心，既没有声张，也没有阻拦。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原因，回到大陆以后的成思危就与香港的家人断绝了联系。

在广州，成思危被组织选送到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了4个月的政治理论。这是他第一次在明媚的阳光下和简陋的教室里，打着赤脚，坐在小马扎上聆听教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从此他坚信，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是一门科学，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没有错。

结业后，成思危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任科员，不久省总工会又派他到民船业工作，还第一次当上了领导20多人的分队长，随船跟船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曾经目睹国民党统治时期衰微破败景象的成思危，感到新中国生机蓬勃、活力四射。尽管那时生活待遇很低，跟自己在香港的富裕家庭条件没法比，但社会治安好，人民生活稳定，物价便宜。年富力强的成思危感到生活充实而愉快，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给儿子起名叫硼硼

新中国建设急需人才。1952年9月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无机物工学专业。成思危是调干生中年龄最小的，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和年级有名的“全优生”。成思危头脑聪明，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香港读书又是英、汉双语教学，因此外语基础好。当时大学外语以俄文为主，外教老师的讲课和提问很多同学听不懂，但成思危能听得懂，还敢于举手提出和回答问题。

1956年8月，成思危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无机研究室从事硼化物的研究，1958年随无机研究室成建制调到天津化工研究院。由于化学元素硼在高温时特别活泼，因此被作为冶金除气剂，用于锻铁的热处理，可应用于原子反应堆和高温技术中，还可用来制作导弹、火箭用的燃料。

有如此广泛应用领域和重要价值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当时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物品名单。刚刚进入科技研究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潜心于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成思危在无机研究室担任硼化物专题组组长，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研究硼砂、硼酸等产品的生产工艺。他早在1957年就将苏联专家贝尔宁的著作《硼酸、硼砂和硼肥的制造》翻译成汉语，并根据该书介绍的硫酸法加工硼酸工艺，带领专题组成员到沈阳化学厂与该厂的技术人员共同试验获得成功，并很快实现了工业化生产。1958年他带领专题组全体成员到上海与大新化学厂及第二泡花碱厂的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改进我国独创的碱法制硼砂生产工艺。后来，他们又协助大新化学厂的技术人员研究改进碳碱法制造硼砂的工艺，这一技术路线在国内被广泛采用。

在1960年，25岁的成思危被破格提拔为无机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科研工作。担任研究室领导以后的成思危,显示出了很强的战略思维和组织领导能力。

成思危查阅了大量国外研究资料，翻译了一些当时国内科研急需的外文书籍。他的译著除《硼酸、硼砂及硼肥的制造》外，还有《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等。成思危和同事刘立基合作，翻译了苏联专家乌南年茨等人撰写的无机盐文章《硼专集》，编入《无机盐译文集》，于1964年9月由化工出版社的前身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

成思危和舒允宜这对恋人是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合唱团中认识的。当时舒允宜是合唱团的团员，成思危是合唱团的指挥。有一次成思危为舒允宜参加的女声小合唱做手风琴伴奏，合唱的歌曲是“高高的白杨树下”。以这次成功的演唱合作为起点，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此踏上了爱情之旅。1959年，两人喜结良缘。舒允宜是浙江省金华市人，比成思危大一岁，但学年比成思危低一届，学有机合成药专业。年轻的舒允宜浓眉大眼，端庄含蓄，“好打扮、爱漂亮”，一头向内卷边的黑发衬托出一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20世纪60年代，成思危和舒允宜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一男一女，幸福美满。大的是男孩，取名成朋，小名硼硼。一听这名字就能猜出是成思危所起，一来表示对自己所从事的硼化物研究事业的崇尚,二来希望儿子能传承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儿子成朋果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84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了世界著名科学家李正道发起的研究生计划，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女儿成卓，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又在北京广播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

尽管从1951年以后成思危和海峡对岸的大家庭已不相往来，但他在1959年以后为自己有了完整温馨的家庭倍感欣慰和满足。远离父母的成思危，就像一颗被撒在了原野里的种子，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执著的精神，在祖国大陆的沃土里深深扎下了根。

周总理的接见成为转机

成思危工作积极，肯于钻研，乐于吃苦，连年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他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早在1959年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后来一直没有被批准，但他的思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成思危就被推进政治旋涡。在“政治压倒一切”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人以成思危“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为由把他从研究室副主任的位子上拉了下来，还有人通过批判成思危等“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矛头指向了研究院领导。“文革”中，他只身从香港回大陆的行为被造反派认为有特务嫌疑，受到批判并被下放到锅炉房劳动改造。

历史就是这样地同成思危开着玩笑：他刚幸运度过“反右”风潮，又被无端地牵扯进“思想革命化运动”；他刚走出“思想革命化运动”的阴影，又被带入“四清”运动之中；“四清”还没结束，“文革”又接踵而至。一些本来不属于他本人的问题，却没完没了地缠绕着他，真是身不由己。他的同事开玩笑地说，每次运动几乎都要捎带上他，成思危已经成为年轻的“老运动员”了。

“昨天自己还是先进工作者，今天怎么就成了批判对象。”成思危有时对如此不公地对待他十分伤感，但却从来没有灰心和消沉。他始终认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个人选择不了的，但走什么样的路却是自己能够选择的，自己回大陆投身革命队伍绝对没有错。成思危说，“总有一天党和群众会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为人民效力的机会的。”

成思危是个善于总结规律的人。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成思危已经有了“经验”：每次批判会，他都按照主持者的要求“认真检讨”，散会和劳动改造之后，回到家里洗把脸，捧起外语和专业书照学不误。在烧锅炉期间，他专门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锅炉学》，在劳动间隙仔细阅读，从原理到结构、从材料到设计、从安装到操作，把《锅炉学》和“烧锅炉学”从头到尾研究个遍。“运动”期间,他不仅精读了数学、化学等科学书籍，还自学了日语、德语和法语，温习了英语和俄语。

1972年，是成思危命运中的一次重要转机。这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紧张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0月，成舍我的小女儿成露茜参加“保钓”（即“保卫钓鱼岛”）人士团组从美国回大陆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作为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者、同国民党周旋和斗争近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比谁都清楚成舍我离开大陆、投奔台湾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成舍我同国民党的顽固派不同，是统一战线的对象，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在接见中，周恩来首先欢迎成露茜回到大陆访问，并要成露茜代表他向成舍我问好。周恩来说，“过去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成露茜还按照父亲的愿望提出了希望与失散多年的哥哥成思危会面的要求。

接见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方面安排成思危从天津到北京和妹妹成露茜见面。这次会面，距离成思危离家已经整整21年了。让成思危最为感动和永志不忘的是，妹妹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父亲说的一席话，这让他背了20多年“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终于可以甩掉了。他觉得这种政治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解脱，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1973年9月，成思危和刘立基合编的《无机盐工业知识》一书在燃料化工出版社出版，他的境遇也逐渐得到改善。在邓颖超的关照下，成思危于1976年被调入北京石油化工科学技术研究院，在李苏、侯祥麟等著名科学家的领导下工作。

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驰骋

1981年9月，在父亲成舍我的鼓励和支持下，为了实现自己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经组织批准，成思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管理工程。

对于当时已年过46岁、从事科研工作25年并多有建树的成思危，出人意料地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到美国学习工商管理，很多熟悉他的人对此大惑不解。但成思危却认为，自己决定到美国不读化工读管理，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选择。他认为，“文革”之后，我们国家在管理上比科技更落后，所以管理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他下决心学习管理科学，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繁荣。当时也有人劝他说，西方管理学是资本主义的，回到国内派不上用场。但成思危认为，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需要高级的管理人才。实践证明，赴美留学拓宽了成思危的专业领域，使他从一名化工专家转变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学者，从科技报国转到管理报国，为他后来从政报国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学习期间，一个萦绕成思危心际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管理科学知识，分析、研究和解决国内化学工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此，他选择硫酸厂大型化作为课题，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分别从大型化与产品成本的关系、大型化与经营稳定性、大型化与建设进度等几个方面，对硫酸厂大型化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分析, 并对国内硫酸厂大型化建设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1983年8月,成思危告诉父亲自己即将拿到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有好几家美国公司已向他发出任职邀请。成舍我希望成思危考虑留在美国，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去台湾。成舍我恳切地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但当成思危坚持学成回国时，父亲也表示理解。成舍我鼓励成思危“要认真做事，自强不息。”

成思危1984年4月从美国回来后，化工部任命他为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总工程师，1987年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除从事繁忙的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外，个人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便逐步从化工科技转向了管理学研究与应用。他多次在部机关和直属单位作报告,介绍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化学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推介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他被北京化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聘请为客座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受到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的欢迎。

1986年，在国家计委和科委的支持下，由成思危负责组织实施“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项目。他组织领导全国化工系统内外29个单位数百名科技人员历经4年多的努力，对我国滇池、开阳、翁福等八大磷矿区的自然资源、环境状况、利用情况和开发远景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提出了我国磷资源开发的基本目标、增加总量、调整结构、全面评价、择优开发、综合平衡、重点突破、矿肥匹配和分级利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建议。该项目1991年获化工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成思危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先后获得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8年，成思危担任化工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1993年任化学工业部副总工程师，1994年5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1995年12月增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199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成思危以“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为题发言,论述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水平和科技人员的待遇水平是衡量是否将科学技术放在首位的两个重要标准，提出衡量科技投入最常用的指标是研究与开发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主张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善生产装备及基础设施、改进资源的开发及利用、合理组织生产力三要素等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同年4月，钱学森致信成思危：“您论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文章很好，宜早日发表，以帮助大家提高认识。我只想到一点：科学技术不只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有社会科学、软科学。” 成思危的发言稿，先后被《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和《共鸣》等报刊转载。

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期间，成思危曾主管过化工出版社的工作，对化工出版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他倡导并组织出版《世界化工百强企业丛书》，编写出版年度《中国化学工业发展指南》，组织领导《化工百科全书》并担任经济管理类分支主编及相关条目的编撰工作，出任“国外优秀科技著作出版专项基金”管委会名誉主任。还在化工出版社出版过专著《依靠科学技术 振兴化学工业》、合著《铬盐生产工艺》、合著《现代过程系统工程》等。

在管理科学研究领域，成思危给自己确定了三个方向：一是复杂科学，二是虚拟经济，三是风险投资。他坚持灵活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1998年，以成思危为主席的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递交了《关于尽快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该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成思危在主持起草该提案时指出，美国硅谷的经验表明，发展风险投资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进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科技创新是有风险的，需要有金融资本的强力支持。而风险投资让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机结合，是一种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机制。以民建中央的风险投资提案为契机，中国掀起了风险投资的巨大浪潮，成思危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正如成思危所设想的那样，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风险投资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众多的风险投资公司将目光锁定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科技创新项目。

2002年，成思危在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时说：“我们作为从事虚拟经济研究的人员，要认真研究虚拟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特别是要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尽量防范和消除它的消极影响。” 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先后成立了虚拟经济的研究机构。

谈到治学方法，成思危说：第一是好学，要有上进心、责任感和求知欲；第二是利用好时间，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学习、写作。他说：“我当了八年副委员长，北戴河休假一次没有去过，主要是利用这些时间学习和研究问题。”

成思危的业余生活比较简单，每天早晨打完太极拳，学习约一个小时。晚上除非有外事活动，一般不出席应酬活动。他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喜欢音乐，另一个爱打桥牌。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直到现在，成思危仍然保持着他长年坚持的习惯，正常情况下，每天晚上要坚持学习两个小时，做读书笔记或写作，阐述他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和新认识。活到老，学到老，这恐怕已经成为成思危凝固化的思维定式和生活方式。